1937 年3月止，中国各种民办报纸已有1518种，公、私营电台78家，公私营通讯社52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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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说新语——大师们的往事（四） 
，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
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战，这也是八年抗战中最为剧烈的战役，历时 3 个月
，日军参战兵力达 25 万余人，死伤 5 万余人；中国军队参战兵力共 70 余万人，伤亡
达 10 余万人。“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
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时任第三战区司令官的冯玉祥说。
淞沪之战开始后，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电报军情云：“日人所放之炮乃空炮。”京沪
警备司令陈铭枢则云：“日人放炮半小时，各处均遭袭击，损失甚重。”两军电情大异
，延误用兵。
曹聚仁说：“战事初起，国际人士一般认为，中国决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战简直是
发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埃文思?卡尔逊1937年8月抵达上海时，正值炮火连天。一个
月后，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
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
共同的事业奋斗。”
率军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国民党军师长黄维感叹：“一寸山河一寸血。”
1938年5月9日，日军十六师团进攻郓城，23师师长李必蕃令69旅死守。该旅守城不力，
郓城失陷。后日军重兵临菏泽城下，他率师直属部队与敌军肉搏，后菏泽沦陷。他在城
郊腹部中弹，临终前用军用地图反盖于胸，上书：“误国之罪，一死犹轻，愿我同胞，
努力杀敌。”
抗日战争期间，驻守热河省城的庞大军队一听说日本人来了，一枪未发就全军逃窜，他
们的对手竟然是只有127个人的日本骑兵小队……
南京沦陷当天，日本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要求所有中文报纸发行前必须送审。《大公报
》总编辑王芸生宣布：“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
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
三个字——不投降！”
南京守军军官钮先铭说，日军当着祖母强J未成年的孙女，当着丈夫奸淫其妻女，都是最
普遍现象。一个南京少女藏在不到两三尺高的天花板夹层里，过四个月，居然躲过了浩
劫。而他本人则躲在南京鸡鸣寺，装了八个月的假和尚，才逃出了虎口归队。
一位住在南京的外国侨民说：“昨天,在我们一个外国朋友的邻居家中,几个日本士兵抢
走了四个姑娘。还有几个外国人看见,在普通百姓极少光顾的南京市某地,一位最近来到
的日本军官的住宅中有八个青年妇女。……在这种情形之下,恐怖是难以描述的。日本军
官虚伪地宣称,他们‘进行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翻中国政府、解救中国人民’,这真
是令人作呕!”“要全面叙述过去十天中所发生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悲的是,当事
情的真相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为世人所知晓时,就已经是一个陈旧的故事,就不再是所谓的
‘新闻’了。”
汪精卫在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之时，大权旁落，心下颓唐，加之日军攻势日盛，便组
织“低调俱乐部”，强调对日作战无望。1938年4月，汪视察长沙时，凭吊黄兴墓，写了
一首诗：“黄花岳麓两连绵，此日相望倍惕然。百战山河仍破碎，千章林木已烽烟。国
殇为鬼无新旧，世运因人有转旋。少壮相从今白发，可堪揽涕墓门前。”
1938年10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主战主和人心惶惶。陈嘉庚作为参政员从新加坡发
来十一字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据说主持会议的汪精卫脸都白了。邹韬
奋在回忆录中称这十一字“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
案”。
汪精卫出走前一星期，去访问老蒋。蒋正感冒在床，见汪来，便叹口气说：“汪先生，
你有所不知，这时候，接受投降的条件，连喝杯开水的自由都会没有呢！”汪氏一听，
和平无望，乃走为上策；不久，蒋氏去西安督军，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留下一首绝命诗，题为《自嘲》：“心宇
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汪精卫死后，日
本军部用专机将其尸体运回南京，陈璧君生怕日后有人毁坟鞭尸，特地命令手下用5吨碎
钢掺在混凝土里，浇灌在墓壳上，想以此保住其夫君尸身，没想到后来还是被炸开鞭尸
了。
汪精卫客死在日本名古屋时，陈寅恪正在成都存仁医院看眼病，吴宓去探望时，“寅恪
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诗曰：“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
未肯遗。阮踽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句收枰胜属谁。世变
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汪精卫早年曾经谋刺摄政王载沣，准备和载沣同归于尽，未遂被捕，入狱后作绝命诗一
首，其中有云：“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大义凛然。后经
人营救出狱，追随孙中山。1938年，汪精卫投敌叛国，有人在他这首当年广为流传的诗
前各加二字：“曾经慷慨歌燕市,当年从容做楚囚,恨未饮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1938年农历正月十五，杨靖宇请农民赵廷喜帮忙买吃的，却被后者出卖。杨打完了最后
一颗子弹，被重重包围。突然有个声音大喊：“杨靖宇你还是降了吧。”熟悉的中国话
让杨靖宇吃惊不小，他马上发现原来又是个汉奸，气得浑身直抖，临死前说：“这些天
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1938年1月21日到24日，蒋介石组织军事法庭对韩复榘进行审判，但韩始终一言不发，傲
然视之，审判毫无结果。24日晚上7时左右，一个特务到楼上来，对韩复榘说：“何审判
长请你去谈话。”韩信以为真，刚下楼梯到一半时，只见院子里面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哨
兵。韩知道不妙，想开溜，对那特务说：“我脚上鞋小，有些挤脚，我回房换双鞋再来
。”他边说边往回走，刚迈出一步，枪声就响了。第一枪没打准，韩复榘回了一下头，
说：“你打我的胸……”话没讲完，身后连续响起枪声。这年，韩复榘48岁。
抗战爆发后，刘湘接受蒋介石所委任的第七战区司令，率部出川。1938年1月，与日军在
南京接触溃败后，病死武汉。2月，灵柩运回成都。刘出川前可谓四川王，集军政大权于
一身，因此国民政府命令成都百姓沿街摆列香案迎灵。川中人物刘师亮以垂危病躯写了
一联：“有薪人如丧考妣，这件事要问神仙。”暗指刘湘既死，其下属亲信失掉了依靠
和后台，如丧考妣；“神仙”是指江湖骗子刘从云，每有要事，刘必向他预卜吉凶。
1938年11月11日，日军攻占岳阳。次日上午，蒋介石急电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
全城焚毁。”张治中所部徐昆匆忙下令放火，长沙陷入一片火海，三夜不熄，许多地方
烧为废墟，更有3000余人葬身火海。日军未至而长沙城已成焦土。为息民愤，当局枪毙
了徐昆等三人。有副对联：“治湘有术，两大方案一把火；心中何忍，三颗人头顽固怨
。”横批“张皇失措”。张将军实在是替人受过也。
张灵甫是抗日虎将，江湖上有两句话：三李（李延年、李仙洲和李玉堂）不如一王（耀
武）。宁碰阎王，莫碰老王；宁挨三枪，莫遇一张（灵甫）。可见张是名将中的名将。
抗战中，他给家中兄长写信说：“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未卜
，家人当我已死，绝勿以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
。予妻守嫁，听其自然。”
1939年11月23日清晨，上海著名大律师郁华在赴法院途中，被奸徒狙击，连中三弹殒命
。郁华曾是创造社四巨子之一，诗酒风流，甚是香艳，如其《鸳湖新词》：“春泥冷溅
小菱靴，连臂湖塍唱踏沙。花底几家新酒熟，水边三月丽人多。鬓云渐重鞭丝腻，面页
微香扇影过。珠箔飘镫归去晚，调笙还倩粉儿歌。”
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闻讯，为大哥写来一副挽联：“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
扬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江东。”
1938年3月21日，萧军只身一人，身背褡裢，手拄木棍，渡过黄河，从山西吉县步行20多
天，来到延安。此行延安只是路过，他原计划到五台山抗日前线打游击，但战事相阻，
路途不通，才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毛泽东从丁玲那里知道消息后，很想会会
这位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问候。和培元提出安排时间让他见见毛主席
，萧军竟然客气地回绝了：“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庆祝会上，作曲家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迅艺术学院一
百多人的合唱团首次正式演唱《黄河大合唱》。冼星海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晚
大合唱可以说是中国空前的……”
1942年3月，王实味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一组杂文《野百合花》，直言不讳地反
对等级制度——“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
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1947年，王实味被所杀，死的时候头上戴了三顶大帽子
：“fan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
在他死后四十多年，这些帽子才由三个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形式陆续摘掉。
青年书生王实味曾是“革命圣地”的明星，他写的壁报“矢与的”轰动一时，连革命领
袖都要深夜提着马灯前去观看。“《矢与的》的壁报出来以后，看的人川流不息。有几
期壁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的南门外，看壁报的人像赶庙会一样多。”李维汉回忆说。
1933年，丁玲在上海遭到国民党特务绑架，随即被押往南京囚居。直到1936年，丁玲才
逃离南京，随后经西安，来到陕北。丁玲到达保安后，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毛泽东
、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凯丰等都参加了为她举行的欢迎晚会。欢迎会后不久，毛
泽东问丁玲有什么打算，丁回答：“当红军。”毛似乎被感染了，随即写下了一首《临
江仙》送给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天武
将军。 ”
1942年6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批判王实味大会，萧军也参加了。会场比较混乱，
王实味每说一句，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军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人们
说些什么。他便烦躁起来，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
大会不欢而散。萧军走在回家的路上气愤地说：“这^_^开的什么会，简直像狗打架
倒尿盆，哪像个最高学府！”
1938年底，日本侵略者企图迫使蛰居北平的吴佩孚出任北京绥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一
汉奸职位，但遭到吴佩孚的拒绝。他还亲笔撰写的一副长联，以表心志：“得意时清白
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
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此联有溢美之处，但“不积金钱”、“不出洋”、
“不入租界”等，亦确是他的所为。
民国名士吴獬曾写“民国正需廉耻将，吾家曾出广平侯”一联赠予吴佩孚。广平侯系指
东汉光武帝手下名将吴汉。
《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学识渊博，交游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包。1941年9月6日，张
季鸾在重庆病逝，海上闻人杜月笙赶赴重庆，扶棺痛哭，连声呼叫：“四哥!四哥!”悲
痛万分，如丧考妣。病重期间，蒋介石曾亲往医院探望，蒋氏唁电有“握手犹温”之句
，挽联曰：“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1937年2月6日，张国焘在延安向中共中央作了《从现在来看过去》的书面检讨。检讨中
说：“我的错误表现在：第一，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中的主观错误；第二，抹煞了中央
红军在万里长征中的英勇奋斗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第三，对中央所提出的战略方针的
怀疑；第四，对中央所作的批评和指示表示不接受和误解；第五，组织上的对立。”而
错误的根源在于“军阀主义倾向得到发展”。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除“党报党刊”外，读得最多、最用心的报纸就是《大公报》。直到1
958年，毛还对吴冷西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
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于右任评价平生挚友张季鸾：“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张五十大寿时
，于右任献诗：“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徐铸成评价民国报人：“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
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
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后期的如
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
比。”
学林旧人伍光建于抗战期间在沪上去世，张元济为他撰挽联曰：“天既生才胡不用，
士唯有品乃能贫。”这大概也是张先生的夫子自道。民国初年，张即全面负责商务印书
馆，每逢病休便要求停发自己的工资，一生廉洁，律己甚严。
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
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较具体的说，是：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
世的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
但其确切含义是什么？世界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
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晏阳初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没有一个好皇帝倒并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好县
长却是件大事。
1945年，晏阳初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说：“我们人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内战，他们
流尽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的大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蒋说：“你是个学者，我
是个战士。等消灭了对手之后再说吧。”晏阳初说：“如果你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
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你会失去中国。”
二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
于恐惧的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陈香梅见到飞虎将军陈纳德时，仅十九岁，而将军已经五十岁了。有一次她大姐陈静怡
问她：“他很好，是不是？”陈香梅说：“他该得一个比‘好’还要好的形容词。”“
那是什么字呢？”“哦，就像，‘伟大’，也许是。”这即是这段爱情的开头。
傅斯年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
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
所不用其极。
唐德刚在自传小说《战争与爱情》中描述：抗战时期，沦陷区有专为日本人服务的黄军
慰安所，里面的日本高级妓女华人严禁染指，“但是黄军需要慰安时，一切都是免费供
应。有时她们想赚点外快……偷偷过来与华民俱乐一番。华民为向日本天皇泄愤、雪耻
，也不惜作阿Ｑ、开洋荤、出重价。这次张老参足足花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日本
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即所谓“风月不忘报国”也。
1940年宋庆龄自港抵渝，国民党当局开会欢迎。她在会上连连责问：“你们是不是中山
先生的信徒？你们是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你们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你们是不是信仰
总理遗教？信仰总理亲笔写的《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现在你们
这样违背三民主义，倒行逆施，抗战能胜利吗？”冯玉祥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在此龙
潭虎穴，敢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伟大！孙夫人真是女中尧舜！”
国民党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十几年后，冯玉祥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
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
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实行新生活会有这
个样子？”
1939年，黄仁宇在成都中央军校聆听了蒋介石的演讲。他在回忆录里说：“……我们听
到‘我们的校长’要来时，整个学校一片骚动。我们把整个学校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四
处擦擦洗洗，给每个器具上油……等到我们见到本人，失望到了极点，简直无法以文字
描述于万一……蒋介石的态度既不敏捷，也不坚定，他动作缓慢又刻意。他的演说既无
冒险精神，也欠缺想像力，只有枯燥无趣……”
1940年，早已视死如归的陈独秀在狱中与妻子潘兰珍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
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
抗战时，李达在武汉，周恩来派人询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表示：去延安只要有口
饭吃就行。后来有人把这话报告给了博古，博古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李
达受此奚落，辗转去了桂林。周恩来知道后，极不以为然地说：干革命难道就不能讲吃
饭？李达同志这句话，就是表示无条件的意思嘛！
冯玉祥对何应钦极为不满，在日记中称其为“人口丁。”冯主张对革命有劳绩的应作安
排，何说：干革命不应讲劳绩。冯反驳道：不讲劳绩，为什么给总理修陵墓？蒋先生为
什么当主席？你为什么当训练总监？我为什么当军政部长？
抗战时，冯玉祥到重庆歇台子村居住，他穿着随便，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结果被不知就
里的老百姓选为村长。一日，一国民党上校强征粮草，遇冯玉祥阻拦，冯劝其到军需处
想办法，不要扰民。上校大怒，冯遂出示名片，上校一看“冯玉祥”三字，立即回身就
跑。冯笑言：“一张名片就吓成这样，如何能上前线。”
胡适本有二十年不从政的誓言，但抗战爆发后，胡适毅然出阁作了中国驻美大使。胡适
做大使书生气十足，不喜酬酢，偏爱闲谈。一天，胡适看报，见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
当选为国会议员，因是旧友，乃请他吃饭。此公也是书生气十足，见是中国大使邀请，
欣然接受，也不管这个大使是张三还是李四。席间，史密斯突然说：“多年前我认识一
个中国学者，他叫胡适，不知他现在何方？”
齐白石是一个职业画家，他的客厅里就挂着润笔单：“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
润格出钱。”还有一张告白：“花卉加虫鸟，每一只加10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20元
，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一次，有人请他多画一只虾，这只虾便走了样，毫
无生气。那人有点奇怪，齐白石说：“你要添的这只虾是不在价钱以内的，所以替你画
了只死虾。”
齐白石对大客户非常重视。据齐白石孙女婿说，每天早晨，白石老人吃完早饭走到画案
前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荣宝斋的订单？如果有，每天清晨的第一张画就给荣宝斋。
张大千曾率门生子侄在敦煌两年多，复制了276件敦煌壁画。传说张在敦煌临摹壁画时，
打掉了壁画一角。消息很快传到了重庆，重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当即发电报给敦煌县县
长要查实这一情况，但电报写得比较婉转：“张大千君，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
言，敕敦煌县县长，转告张大千君，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
对于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评论很多，张大千最看重陈寅恪的一段话：“大千先生临
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
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
别阔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徐悲鸿论张大千：“盖以三代西汉魏晋隋唐两宋元明之奇，大千淫浸其中，放浪形骸，
纵情挥霍，不尽世俗所谓金钱而已，虽其天才与其健康，亦挥霍之。”
1937年，赵萝蕤第一个将艾略特的《荒原》全文翻译成中文。若干年后，查良铮（穆旦
）也翻译了《荒原》。有人问查：“你的翻译和赵萝蕤的比起来如何？”查说：“还是
她译得好，你们应该读她的。”
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讲义，讲得激动时，往往走下讲台，挥动胳膊，言词密集，如同阵雨
。一些坐在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须撑雨伞。”
据说现在北大某教授，搞人类学研究的，楞把孟子从外文著作中翻回来，翻成“门修斯
”。不学无术至此矣，有愧乃师！
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
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
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
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在西南联大时，吴宓以讲《红楼梦》闻名，甚至有学生赠他一个“妙玉”的绰号，他含
笑回答：“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联大新校舍对面有一家湖南人开的馆子，名曰
“潇湘馆”。吴宓见后大怒，认为是唐突了林黛玉，砸了那家店的碗碟，勒令其改名。
岂知湖南人也是牛脾气，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后来由中间人出面调解，将“潇湘
馆”改作“潇湘”才了事。
1940年，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决定与戴望舒离婚，戴望舒为此发出《绝命书》：“从我
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
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
1937年至1945年北京沦陷期间，有“四大贱物”之说：坐电车、吃咸盐、买邮票、请教
员。因为别的东西都因纸币贬值不断涨价，而这四样东西却迟迟未曾涨价，因而谓之“
贱物”。教授虽然是“教员”中最高档的，但仍属“贱物”之一类。
1940年3月3日，蔡元培在香港寓所失足跌倒，次日入养和医院治疗，惟因胃部出血过多
，于三月五日病逝，享年七十三岁。十日举殡，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学校及
社团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蔡元培灵柩初厝东华义庄待运回浙江绍兴故里安葬，
但因战事熛起，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母长眠
于香江，墓碑“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由叶恭绰书写。值得指出的是，他的遗言仅为两
句话：“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陈蝶仙在杭州西湖筑有蝶庄，因喜欢照镜子，因此廊门多置长镜。但楹联入镜，字作反
形，颇以为憾，陈便取正反同形字为联以张之。……1940年2月8日，卒于沪寓，62岁。
曾自题墓联“未必频年两祭扫，何妨胜日一登临”，想必亦是豁达之人。陆澹安挽联云
：“公真无敌；天不虚生。”朱莲垞亦有联挽之曰：“齐物逍遥，一夕仙踪圆蝶梦；儒
林货殖，千秋史笔属龙门。”
1940年春节前夕，范文澜由河南游击区历经艰险到达延安，他说当时快乐得把铺盖都忘
在了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汪精卫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演讲，大意为：一、大
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北上时所提出的最后主张；二、历史上决无百年不和之战；三、收
拾山河，拯救苍生。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人的卵翼下僭号称“满洲国皇帝”。汪精卫当时正在南京国
民党行政院院长任内，他闻讯大骂：“溥仪没有独立人格，无论其名称为执政或皇帝，
都不能改变其傀儡之本质。”到了1942年3月1日，汪精卫却为“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发
表演说，祝贺“满洲国皇帝陛下福体康宁，满洲帝国国运兴隆，反共轴心作战完成最后
胜利。”
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
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变”后，项英被其警卫副官所害，一般认为，这与凶手眼红项英随身携带的黄
金有关。
张学良90大寿时，众多记者蜂拥而来，他却只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的单独采访。他说：
“我的一生被日本断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再犯过去的错误”；他想让日本青年
明白，“不要动用武力，用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点历史已经教训了我们”。
1941年5月30日，重庆一帮诗人商定，每年这一天定为“中国诗人节”。参与发起工作的
诗人有于右任、郭沫若、阳翰笙、老舍等二百余人。据说5月30日为屈原祭日。于右任在
会上致辞说：“诗人为民族之灵魂，屈子守正不阿，洁人忧国，堪为今人之效。”可惜
此“节”不传。
1941年12月底，香港沦陷前夕，重庆派了四架飞机去香港接国民党的中委。飞机刚刚降
落，孔祥熙夫人就带人围过去，威胁说谁敢上就开枪打死谁，邃从容地带着家中的箱笼
、老妈子、大师傅和七条洋狗登上飞机，命令驾驶员起飞，而许多大人物生生地被留在
了敌占区，或被俘，或自杀，或失踪。
抗战期间，在上海定居的梅兰芳为了拒绝日本人的演出约请，情急之下打了一剂预防伤
寒的针药，使体温急剧上升到40度，终得免。
1928年，蒋介石到上海新闻界来物色秘书，为其佐理文字工作。笔力雄健、性情温顺、
又是同乡的陈布雷被蒋看中。此后20年中，陈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是为蒋捉笔。1941年
，周恩来托人传话给陈布雷：“对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先生的
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陈听后沉思良久，避开正面回答
，说：“恩来先生我也衷心钦佩，可惜共产党里像恩来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
1942年早春，蒋廷黻与陈之迈之间有过一次谈话。蒋问陈：“这场战争我们是必胜的。
胜利之后你想做什么事？”陈答：“我想回清华教书……”蒋则说：“希望政府派我当
台湾省政府主席。”陈不解，说你是湖南人，为什么要去台湾当省主席？蒋说：“台湾
自甲午战争以来即为日本的殖民地，战时又受到许多破坏……政府有义务、有责任，好
好地为台湾同胞服务……”陈之迈闻之感佩不已。蒋廷黻自1935年开始从政，前后逾三
十年。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
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此言一出，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
1943年农历新年，山西大同宪兵广撒“英雄帖”，邀集当地397位知识分子到“办公房”
。日本人拿出几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模范英语读本》令在场诸人每人念一遍，众人勉
力念后，日军宣布：“懂得英语的都是亲英美派，是黄军的敌对人物，统统要杀掉。”
翌日，397人被活埋在郊外五条深沟里。
“简直无法相信，在这片土地上竟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而统治他们的阶层竟是那么少的
一小撮。……我对现政权已不存希望，因为从情感上，它已失去了广大人民的信任……
这个政权已千疮百孔，腐朽不堪……”此话写于1943年，当时费正清正在成都旅行。
蒋介石与史迪威不睦，蒋称史迪威“刺儿头”，史迪威暗地里称蒋“花生米”（无聊的
小人物）。缅甸战役检讨会上，史迪威指着蒋介石吼道：“如果没有你在暗中操纵，战
役早就胜利了！”蒋介石也坐不住了，把茶杯往地上一摔，狠狠地说：“娘希匹，枪毙
！”
1943年5月，宋美龄寓居纽约，正好丘吉尔到华盛顿与罗斯福会谈。罗斯福有意促成宋美
龄与丘吉尔的会晤，邀请宋到华盛顿参加午宴，宋托词早有安排。罗斯福为此将午宴改
期，宋仍然拒绝了。宋美龄的真正用意是，丘吉尔应当移身就教去看她，她不能前往华
盛顿去迁就丘吉尔。孔令侃曾对顾维钧说：“蒋夫人是一位女士，由丘吉尔去拜访她比
较合适。”
宋美龄是“宋氏三姐妹”中最小的、也是最长寿的一位，2003年10月逝世于美国，享年1
06岁。孔令仪称，宋美龄没有美国护照；她在美国及台湾没有任何房地产或其他贵重资
产，仅留下12万美元。她惟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那是她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
婚时的嫁妆，也是宋美龄生前惟一的房产。
1943年12月，50岁的叶圣陶说：“朋友们的文字里，都说起我的文字跟为人；这两点，
我自己知道得清楚，都平庸。为人是根基，平庸的人当然写不出不平庸的文字。我说我
为人平庸，并不是指我缺少种种常识，不能成为专家；也不是指我没有干什么事业，不
当教员就当编辑员；却是指我在我所遭遇的生活之内，没有深入它的底里，只在浮面的
部分立脚。”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和他老师(徐特立)的老师黄炎培在延安机场共话天下。68岁的黄
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
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
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
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
且无法补救。”53岁的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
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4年9月，毛泽东由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寓曾家岩张治中家，在渝之民
主人士纷纷前去拜晤。当时章行严老先生也在重庆，他与毛可谓多年旧交，当然也要前
往相会。谈判拖延，久久未决。章先生晤毛时，于手心书“走”字示毛，暗劝三十六计
，走为最上。
《文汇报》社长徐铸成是个狷介的人物。1943年陈布雷亲自竭力劝徐加入国民党，徐婉
言谢绝：“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历来不
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
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逮捕，并杀害于苏门答腊武古丁宜附近的荒野
中。事实上，自1944年1月因华侨汉奸告密后，郁达夫就一直受到日军的监视。职是之故
，郁达夫对自己最终可能的结局早有心理准备，所以他“每年岁者，例作遗言，以防不
测”。
湖南多怪人，易培基即是一例。有一次，易的弟子陈子展来看他，一进门便听易说：“
见到田老大（田汉）了吗？”子展期期不能作答。易又大声说：“田老大还是那么糊涂
混蛋吗？”子展又默然。易氏于是大骂湖南人，从王壬秋骂到叶德辉，说：“湖南没有
一个好人！”子展从容道：“老师，你这一句话，倒没有例外！”易氏愕然久之，拂袖
而退。
马一浮、马寅初、马夷初（叙伦），人称“浙江三马”。马一浮讲宋明理学，兼通佛理
，在西湖筑居；马寅初为经济学名家，当年在重庆讲学，大呼“杀孔宋以谢国人”，被
老蒋囚于鹅湖之顶。鹅湖乃八百年前南宋理学两大师朱熹、陆九渊论同异之地，囚此一
马，也算佳话；马夷初讲老庄，据说当年在北大讲中国哲学，以庄子《天下篇》为教材
，一一加以笺注，引申发挥，一年之中，只讲此一篇，遂有“马天下”之称。
胡兰成被汪伪政权拉拢过去，大节尽失，却对抗战评价甚高：“抗战是非常伟大的，它
把战前十年间种种奢侈的小气的造作都扫荡了，于是中华民国便非常清真。抗战的伟大
便是中国文明的伟大。中国是干戈遍地亦能有清平世界，荡荡乾坤，且更觉有日常人事
的亲切，所以那八年的抗战有是非常真的。”
1946年，战争的硝烟散去不久，美国《时代》杂志第一期登载了一篇回忆驼峰空运的文
章：“战争结束，在长520英里、宽50英里的航线上，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散布在陡峭
的山崖上，被人们称之为‘铝谷’。在晴朗的天气中，飞行员可以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铝
片当作航行的地标。” 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损失在驼峰航线上的战机就达468架，牺牲
飞行员1579人。
1942年，萧红于香港寂寞地逝去。后来，戴望舒来到埋葬萧红的浅水湾，为她题了墓铭
诗：“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
涛闲话。”
聂绀弩和二萧（萧军、萧红）都有深厚的交情，二萧婚变的主因是性格的不同，副因是
第三者的介入。“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他在一篇追忆萧红的文章中说
：“我知道她是讨厌Ｄ?Ｍ（端木蕻良）的，她常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
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因此他劝告萧红：“飞吧，萧红，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
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自在，谁也捉不住你。”
由于西南联大的迁入，昆明俨然成为战时的文化之都，当时在昆明的一流学者粲若繁星
、多不胜数：杨振声、冯友兰、吴有训、朱自清、闻一多、王力、浦清江、陈梦家、吴
宓、冯至、沈从文、卞之琳、陈铨、金岳霖、雷海宗、潘光旦、陈岱孙、钱穆、梁思成
、周培源、黄子卿、陈省声、肖公权、柳无忌、陈序经、汤用彤、贺麟、罗常培、魏建
功、郑天挺、叶公超、钱端升、赵西抟、施蛰存、吴晗、林同济、楚图南、华罗庚、吴
文藻、白寿彝、费孝通、尚钺、华岗、向达、唐兰、闻家驷、刘文典、姜亮夫、许烺光
、余冠英……
诗人于坚说：四十年代，大批教授和文化精英随西南联大抵达昆明，一时间，昆明成为
中国的拉丁区。在这些文化人中间，有许多是中国著名的诗人，在昆明的街道上，随时
可以遇到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冰心、沈从文、卞之琳等人物。英国著名诗人威廉?燕
卜逊也来到了昆明，昆明成了一个诗人之城。（删）
在西南联大时，由于物价飞涨，学者教授们生活困顿，王力被迫开始写小品文换稿费，
被闻一多斥为“低级趣味的文章，消磨中国人民的斗志”。但即便如此，还是不够补贴
生活。王力呕心沥血的大作《中国现代语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王夫人进城去取这
部书的稿费，拿到的钱却连付进城的车费都不够。
闻一多有5个孩子，外带一个女佣，八口之家全靠他微薄的薪水度日，因而生活很窘困。
吴晗在《哭一多父子》一文中描述道：“一只破烂藤椅是孙毓棠去英国时送的；一个整
齐一点的方桌，是我向学校借来转借给你(指闻一多)的。你的书桌是三块长木板，像裁
缝用的。”闻会刻图章，于是每天忙个不休，刻图章以补贴家用。好友浦清江还专为闻
挂牌治印作了一则小启，贴在一家书社门口。有一次儿子闻立鹤说，你的图章这么贵，
不就是发国难财吗？闻一多听后沉默良久，最后说了一句：“立鹤，你这句话我会记住
一辈子的。”1946年，闻一多父子遭国民党特务枪击，父亡子伤。
西南联大的时候，沈从文有时会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学生讲点什
么。金岳霖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从文给他出的。
大家以为金岳霖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
。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
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右手伸进后脖领，捉出了一只跳
蚤。
刘文典是西南联大唯一吸鸦片的教授。他公然赞美“云土”为鸦片之上品，又因为他喜
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之称。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复元，他因留恋
“二云”，甘愿留在云南大学了。后来李广田当了云南大学校长，对刘文典甚是尊敬，
口必称“老师”、“刘老”，开大会请刘老坐前排，开座谈会请刘老先发言。
海宁自沉，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避居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国学院四
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
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
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
然后分开。
溥心畲谢世后，周弃子说：“这样的画家代不数人，溥心畲死了，文人画的最后一笔也
画完了。”
刘文典乃谔谔之士，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有一次，有人向他提起当时就以《激
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想了一会儿，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当时，
沈从文在联大中文系讲授语体文习作，当他被联大当局提升为教授时，刘文典勃然大怒
：“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
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张申府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这几年来
，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
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
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
1941年的一次会议上，张奚若尖锐地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听不下去，
就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张一怒之下便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他
接到会议通知和往返路费后，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没有出席
国民参政会。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张奚若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
定过去，迷信将来。”此十六字评语曾传遍世界。而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竟公开征引张
的这十六字！
张奚若曾给国民党政府下一断语：“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还说如果共产党是“赤匪
”，那国民党就是“黑匪”，连“白匪”都称不上，因为“白”字太纯洁，有辱这个汉
字。
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以出身于清华的为多，且多为庚款留美学生，如：1909年梅贻琦，191
0年胡适、赵元任，1914年金岳霖，1915年袁复礼，1916年吴宓、陈达、燕树棠，1917年
查良钊、汤用彤，1918年刘祟鋐、叶企孙，1919年钱端升，1920年曾昭伦、萧公权，192
1年浦薛凤、李继侗，1922年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雷海宗，1923年顾毓琇
、施嘉炀、吴景超，1925年汤佩松、李楫祥、庄前鼎、刘晋年，1926年任之恭、陶葆楷
、贺麟，1927年柳无忌、丁佶，1928年陈之迈、赵诏熊，1929年张荫麟、王赣愚、沈有
鼎、杨业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