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对弟子陈鼓应说：“要好好的读庄子，庄子对人性的了悟这么深切，比现在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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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说新语——大师们的往事（三） 
在主义要高明多了。”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措辞严厉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
”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
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
，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沈从文从此搁下了手中的笔。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发表后，左翼学生就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全文抄录的大字报。沈
从文的长子沈龙朱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
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
，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
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
沈从文一度曾被揪到天安门城楼上洗男女厕所，后来被发配到咸宁干校劳动。老先生随
身携带的三十万字的《中国服饰史》初稿被扣下来，结果被弄丢了，老人家居然有勇气
重新写出一本来！
1948年，潘汉年主持的《华商报》上刊登一幅漫画《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适
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
，一手拉着蒋中正的无头僵尸。旁边还附有一首打油诗：“真‘糊涂’，假‘糊涂’，
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1948年12月间，很多人离开北京去国外或者台湾。离开的人当中年纪大的不多，走的大
都是中年人。有一对年轻夫妇，从美国到清华只有几天，马上又回美国去了。金岳霖后
来回忆说：“这一事实表现得清楚无比：民族立场留不住这些人，阶级立场却能够使他
们离开祖国。”
1948年，梁思成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不久，国民党政府开始筹划把中央研究院迁往
台湾。朋友们劝他：“北平保不住了，共产党来了。看来台湾也不保险，还是把全家接
到美国去吧。”他拒绝了，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也要盖房子。我还是为新中国的
建设出力吧。”
殷海光临终留下遗嘱，说生平所憾有四件事，第一件就是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太太。“她
是很好的家庭出身的，她的身世和相貌，大可不必和我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我历经穷
困，有时连买菜的钱都没有，我脾气又大，十几年来经历这么多艰险，受过那么多人的
攻击构陷，她受尽委屈，但从无半句怨言。”许多“后五四人物”（Post-May-Fourthia
n），正像殷海光先生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
凄凉和横逆。”
冯友兰一生都与哲学有关，但他的生命历程却与20世纪动荡的中国一样，充满了坎坷与
矛盾。为促使他转变思想，“组织上”曾派金岳霖去冯家说服动员，一进门金岳霖就大
声问道：“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待呀！”说着说着，两个
人扑上去抱头痛哭。
胡适曾有言：“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
据说，二次大战中西方战场上降兵很多，逃兵却很少；而中国战场上降兵很少，逃兵却
很多。
台湾曾流传一则政治笑话：孙中山问：实行宪政了吗？蒋答：实行了。问：第一任总统
是谁？答：是我。问：第二任呢？答：余右任（我又任）。问：第三任呢？答：吴三连
（我三连）。问：第四任呢？答：伍子胥（吾子续）。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已经开始挽留胡适。北大同
仁与下属也有劝胡氏者，但胡只是摇头。劝得急时，他甩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
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
达了毛给胡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
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59岁的陈布雷在1948年11月选择了自杀。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他写道：“天保佑中国
，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
千万同胞。”
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3天后就是他的生日
，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自己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
想方面，而是自私地埋头于学术活动中。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
唐德刚评价说：胡适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
不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地负荷起天降大任；李宗仁评价其：“适之先生，爱惜羽
毛。”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书生，则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够
资格受五鼎烹。他没有那“终使参差，苍皇反复”的脸皮，“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
肢我没有！”认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1948年8月10日，朱自清已在死亡的边缘，他看着守在身边的三个孩子，握住夫人的手，
一字一顿地说：“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
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在朱自清逝世一年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他
“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骨气’，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
概”。
许德珩挽朱自清说：“教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青年学，生能如斯，
君诚健者；生存五一载，愈艰苦愈奋斗，与丑恶斗，与暴力斗，死而后已，我哭斯人。
”
赵树理说：“我不想上文坛，我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
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
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在河南安阳的考古图书馆里，一本题为《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图录》的书引起
了美国记者Peter Hessler的兴趣。但他发现这本出版于1962年的书上却没有作者的名字
。他询问工作人员，回答是：“陈梦家”。 Peter Hessler问：“陈梦家还活着吗？”
回答是：“在文革中自杀了。”又问：“为什么要自杀？”回答是：因为“男女关系生
活作风”。“男女关系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和一个不是太太的女人有关系。
”
上海解放的那一天，一位过去不了解共产党的著名医生，看到满身尘土的人民解放军为
不惊扰市民而露宿街头，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宁愿血洒苏州河桥头，也不使用重武器，
他感慨万分，自言自语地说：“国民党回不来了！”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他写几个字，
他信笔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充满了凄怆之感。没想到一语成谶，后
来傅斯年病逝于台湾，生前再也没有回过大陆。
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说：“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
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说：“
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
记，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傅斯年和国民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经常能向蒋介石要到很
多经费，他也经常半开玩笑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
1949年后，“院士”这一称谓便在大陆消失了，原因是“条件还不成熟”。在讨论新名
称时，郭沫若建议“那就叫翰林吧”，毛泽东不以为然，认为“太旧”。1955年6月，新
中国的第一批院士诞生，用了一个“不太成熟”的名称——“学部委员”。
郭沫若在1949年９月24日写诗《四川人，起来！》：
“起来，大家一齐起来！／全中国都快解放了，／打破‘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老例，／
让四川先治起来吧！／让每个四川人都成为朱德，／成为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吧！／
今天有一件大功劳／在等待着四川人，／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不是登天，不是跨海，
／而是活捉蒋介石！／起来，四川人！／九府十三州，一百单八县／全省的老百姓，／
一齐起来！起来！／活捉蒋介石！／活捉蒋介石！／活捉蒋介石！”
郭沫若作为解放前公认的文坛领袖，解放后却鲜有成功之作，且无论是民间,还是媒体,
总有不少人对其人格和骨气说三道四。非苛评也，实在是郭老漏洞太多。1966年4月，郭
曾在人代会上有一个沉痛的发言：“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
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
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
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
巴金与冰心解放前即关系密切，后来更是以姐弟相称。巴金曾在致冰心信中说：“有你
在，灯亮着；我们不在黑暗中，我们放心了。” 二人均高寿，冰心享年99，巴金享年10
1。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作为中央委员，王明出席了
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表示：“我向同志们声明：今后一定抛开个人，不想责
任，而好好想自己的缺点。”“我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将来能赶上吗?”
事实证明他没有赶上，最终客死他乡，葬在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与果戈
里、屠格涅夫、斯维特拉耶、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作了邻居。
王明的叔父陈云溪原为地方保安团长，1949年9月投降中共军队，不久又因两支枪没有交
而被捕，因为他与王明的关系，且又是主动投降，地方不敢做主，金寨县、皖北行署、
华东军政委员会，层层上报直至王明，王批了“依法处理”四字，陈云溪不久被处决。
黄永玉说：“北京城的画家和有意思的老头子很多，各型各色，都让‘解放’这玩意儿
冲昏了头，惟独齐白石老头原汤原汁，分毫不变。”
台湾《中国时报》记载，1949年大陆开国大典，按照原计划，国民党空军将进行大规模
轰炸，但当天要执行任务时，蒋介石却迟迟没有下达命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几次电话
请示，蒋都说“再等等”，眼看时间越来越紧迫，周至柔向蒋表示：“再不起飞，我们
就不能按时到达。”蒋介石最后的回答是“取消任务”，理由是“我不能做项羽、英法
联军”，他担心轰炸会把故宫、天安门等古迹毁灭，成为民族罪人。
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催竺可桢赶赴台湾。竺只身赴上海，准备见机行事。有一天，竺
可桢碰见蒋经国，蒋问：“你怎么还没有走?”竺正在支吾，蒋补充说：“我叫人去为你
买机票。”竺说：“历史兴替，大势已去，台湾能维持多久?您与令尊经历不同，依我看
，您也不必去台湾了。”蒋经国生气地说：“人各有志。”不欢而散。
梁肃戎问阎锡山，蒋退守台湾后该怎么办？阎说：“儿要亲生，土要深耕，存在第一。
”
在30年代，陶孟和就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小民的希望》，向当权者提出三个要求：尊重
生命，尊重财产，尊重人格。解放后，陶孟和供职于中国科学院。据当时的负责人张稼
夫回忆：“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郭沫若
)、李老(李四光)、竺老(竺可桢)、范老(范文澜)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
再交院务会议通过。”按说陶孟和也是副院长，但却不在“事先交换意见”之列。
丰子恺为人纯朴善良，淡泊名利，倾心于艺术，皈依于佛教，在他自己营造的宁静祥和
的世界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被世人称为“二十世纪的陶渊明”，“最像艺术家
的艺术家”。然而，二十世纪激变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了陶渊明的生存环境，1952年
７月，丰子恺写了一份《检查我的思想》说：“我的立场，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
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我过去的文艺工作，错误甚多，流毒甚广。”
朱光潜本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很向往的，他认为既然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
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
。“我敢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
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
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
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在上世纪初，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清华，他们是罗隆
基、王造时、彭文应。罗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
，彭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1957年三人全部成了右派，又都在“文革”中凄惨
离世。
毛泽东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
，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
有作家曾送给郭沫若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
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解放后，梁漱溟出席政协的批林批孔小组会。小组里的同事们不断督促他发言或写文章
，梁坚决拒绝。连续几天，组员们对他那令人恼火的沉默进行指责，并严令他以某种方
式表达。终于，梁漱溟同意公开表态，但他迸出的只有一句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
不可夺志!”
金岳霖的学生王浩曾说，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三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底以前。“
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对此王浩的评价是“所以一
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
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金先后参预了对杜威、胡适和罗素的批判，参预了对梁漱溟
、费孝通、章伯钧的批判。这个被他的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人
，突然转变了。
1949年，贺麟决定留在大陆，但特别表明：“不公开责骂蒋介石。”
1948年，顾颉刚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该院召开首届院士大会，邀请他参加
。但顾却拒绝出席，理由是：“所欲有大于此者。”
到过中国的美国记者巴特菲尔德说：“单位是中国社会的高楼大厦的砖瓦，几乎是中国
人仅次于国籍的身份证。”
解放后，上海书店即通知沈从文：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
型，已全部代为焚毁。
胡风因信函获罪入狱后，萧乾说：“只要能口头或电话上说的，我就不写。即使写，也
只限于事务性的干干巴巴的几句话。这种心态我一直严守到一九七九年。”
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恨不得把过去的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
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遍。”
解放后，钱端升即发表文章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
。”
批林批孔运动一起，吴宓便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被戴上“现行fan革命”的帽
子。1978年，吴宓被遣返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加上腿又
伤残，步履维艰，不胜痛楚，竟致卧床不起，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
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雷震案”爆发后，殷海光不顾个人之安危，与友人共同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自由中
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要求文责自负，并声言：“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
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乎中国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读后让人
慨然系之。雷震出狱后，自购墓地，除预留雷震夫妇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为安葬
亡儿、移葬早逝的老友罗鸿诏和殷海光而建。
傅乐成有一次与殷海光谈及“雷震案”，殷只说了一句：“怎么得了啊！”
唐德刚对胡适的总体评价：“胡适在这举世滔滔的洪流之中，却永远保持了一个独特的
形象，既不落伍，也不浮躁，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纶，确是当
代第一人！”
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
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
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
。”
很多学人到了美国，取得了洋功名，嗣后又申请“绿卡”，从此便在异国定居，故乡无
此好湖山！此间乐，不思蜀矣。胡适居美十几年，却从不申请此“卡”。
钱钟书去世之前，抛出了一本古色古香的《石语》，据说是和同光三老之一石遗老人陈
衍的谈话录。其间说到蒹葭楼主黄晦闻“才薄如纸”。与之相比，钱氏的刻薄也不差分
毫。于是有人评论说：“数十年前，一位刻薄的老者，和一位刻薄的少年，讥弹时人，
真不知是怎样的快乐！嘲讽和挖苦，是刻薄者最好的娱乐。”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说：“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
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记》云：“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筏
、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
，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 周扬说：“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
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
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如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
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
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
能的……”
李慎之说，中国学人历来的一个价值标准就是要“学有宗旨”。陈寅恪在二十年代提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真是“造次必于是，颠沛
必于是”。
李慎之先生曾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出任第
二历史研究所，亦即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
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
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
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
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马寅初做北大校长后，每逢做重要报告时，总是笑容可掬地用他那浓浓的江浙腔讲上几
句：“兄弟我，代表北京大学……”这“兄弟我”，虽是老式的自谦，却也有一种特殊
的亲切。
陈独秀一生沉浮，晚景甚为凄凉。流寓四川，潦倒江津，在落魄的乡居生活中，有皖籍
同乡程里鸣经常串门为他调治疾病，二人相交甚笃，陈曾写一联以示答谢：“美酒饮到
微醉止；好花看在半开时。”
1949年11月，在天安门前躬逢其盛的胡风写出了一首长达4600行的组诗《时间开始了》
，其中有云： “毛泽东/列宁、斯大林的这个伟大的学生/他微微俯着身躯/好像正要迈
开大步的/神话里的巨人……你坚定地忘着前方/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
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
江南名武生盖叫天识字不多，下得台来言语举止皆无俗气；四大名旦梅、程、荀、尚文
化修养都高，梅、荀更是能书善画；程砚秋对罗瘿公是终身师事，如梅兰芳之于齐如山
；周信芳藏书甚富，喜读书。传统艺人修养若此。
四大名旦的老师王瑶卿对四位学生评价说：“梅兰芳的‘样儿’、程砚秋的‘唱儿’、
尚小云的‘棒儿’，还有荀慧生的‘浪’，确也大有意思。”
汪曾祺说，解放初期曾组织艺人扫盲，教艺人识字。当时全国正向苏联一边倒，课堂上
于是不断提到列宁、斯大林。有一位艺人一直在打盹，忽然睁开眼睛问道：“列宁是唱
什么的？”
老舍生前喜欢收藏一些小古董，瓶瓶罐罐不管缺口裂隙，只要喜欢均买来摆上。有一次
，郑振铎到老舍家玩，看了那满架藏品之后轻轻说了一句：“全该扔。”老舍听了也轻
轻回答一句：“我看着舒服。”两人相顾大笑。
施蛰存说，文人手头常常拮据，因此总爱光顾旧书店。有一天，他到城隍庙逛旧书摊，
碰上了写《晚清小说史》的阿英。阿英一见到他就说：“来得正好，借我一块钱。”说
是挑了一大堆书，还差一元书钱。施于是掏出一元五角，一元凑足书价，五角另做车钱
，让其满载而归。
俞平伯，旧才子也。曾祖俞曲园，进士及第，为清代有名的经学大师；父亲俞陛云是探
花。先生13岁读《红楼》，15岁便考入北大，师从黄侃。俞先生一生成成也红楼败也红
楼。受批判时，他被指责为“用《红楼梦》研究对抗毛主席”，要他低头认罪，承认自
己是“反动权威”。俞先生承认了“反动”，却不承认“权威”：“我不是权威，我不
够。”他这话说得是很真诚的。
1950年初，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在香港办《民主评论》，胡兰成来看他，自称是梁
淑溟的学生。胡能言善道，徐就真以为他是梁的学生，便照顾他的生活，还应其所求帮
他偷渡去日本的旅费。这年五月间，徐也去日本，和他住在一起，才知道他与梁也仅仅
是认识而已。徐复观在一次谈话中说：“依我的经验，凡是大节有亏的人，便会无所不
为的。”
上海刚解放时，周恩来向夏衍交代文教系统的工作时说：“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都
还在上海吧？上海一解放，你就得一一登门拜访，不要发通知要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你
们要认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
夏衍曾回忆说：“1949年春我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版迟，新
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还有一件最使我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
黄炎培有一题为《改造》的诗：“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归来愧此身。八十知非犹未晚
，大群改造作新人。”
柳亚子到了北京后，颇感失落，不免牢骚满腹。194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七律?和
柳亚子先生》一首，当天中午就让秘书田家英送到柳亚子的手中：“饮茶粤海未能忘，
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
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1949年 4月7日，宋云彬在日记中说：“亚老（柳亚子）近来兴奋过度，当有种种不近人
情之举，其夫人深为忧虑，特与医师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三时许，医师
果来为亚老验血压，验毕，连称奇怪，谓血压骤高，宜屏去一切，专事休息。亚老信之
，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请假，并决定两个月以内不出席任何会议。柳夫人之计善矣。”
当天柳亚子日记也说：“又为余量血压，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
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
”
1949年春，徐铸成等一般文化人自南方北上。一路行来，“我们已由旧世界、旧时代开
始走进一新天地、新社会矣”。在烟台上岸，徐在一家书铺看到东北出版的《毛泽东选
集》，“红布面，一厚册，如见异品，即购买一本，暇时详读，如获至宝。”等到了北
平，他在六国饭店受礼遇时，又获赠皮面精印本的《毛泽东选集》一套。
在1949年的政协讨论会上，张元济明确反对采用西历， 理由：“一则我国历史已有四千
三百余年，多数不知历史者不免误认我国立国只有一千九百余年，似失国性；二则公历
以耶稣降生为始，于我国回族、藏族不免有影响宗教之戟刺。”
1949年 9月25日的政协全体会议上，吴奇伟发言完毕，举手高呼“中国国民党万岁！”
举座皆惊。大概吴原拟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因过去的老习惯，于是脱口而出了。
傅作义在第一次政协会上发言，谓此次赴绥远，蒋介石曾来电邀往重庆，有“足下此次
脱险，颇与十年前余自西安脱险相似，深可庆幸”之语，然余决不为所动，今日得参加
大会，站在讲台上发言，真是既惭愧，又荣幸，更无限兴奋云云。
徐铸成在1949年的日记中感叹：“1928年北京改北平，余在，刚做记者不久，今日又改
称北京，余参加决定，可谓有始有终。21年变迁，回顾有沧桑之感。”
1949年9月21日晚上，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记日记一生不辍的竺可
桢在日记中记录了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毛泽东18分钟，刘少奇14分钟、宋庆龄12分钟、
何香凝15分钟，高岗18分钟，陈毅5分钟，黄炎培11分钟，李立三16分钟，赛福鼎连翻译
16分钟，张澜11分钟，程潜9分钟，司徒美堂（华侨代表）连翻译13分钟。
1949年10月1日，气象学家竺可桢在其日记中记下了那天北京的天气：“早晨阴，下午阴
……”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女记者杨刚在通讯稿《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中写道：“群众
是欢呼跳跃，主席温厚而慈祥的手在空中摇动不停，累了，便另换一只手，他的全身凝
聚着力量，他的脸上发出庄严而慈祥的光辉。”
1937年7月7日，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在山西五台山中发现了唐代建筑佛光寺。也正是在这
一天，历时八年的中日战争爆发。
1937年７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政府对于
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
，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
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
，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
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
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
所恳切期望的。”
蒋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
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
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
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汪精卫对蒋的“牺牲”二字继续发挥：“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
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
，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
只有做傀儡了。……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
”汪说得很动情，后来却第一个投降作了傀儡。
12月12日清晨，西安事变起，东北军捉蒋，西北军捉中央大员。陈诚躲在地下室的
一个面粉箱里，被搜出，面粉满头满身，极狼狈。杨虎城部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讽刺他
说：“军人嘛，就应该有军人的样子，这样藏在里面，成何体统？”陈诚羞愧难当。事
后，杨虎城训斥了宋文梅：“抓人就抓人，说那些话干什么？搞人身侮辱也不是军人所
为。陈诚也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你一言既出，传到他的部将的耳朵里，他以后如何
为将？我们抓委员长，不是为了个人私怨，而是民族大义。”
陈诚退居台湾后，晚年甚是消沉，曾对赵耀东说，中国官场就是忌才。连李敖也被他找
去谈话，其言也哀，可见他心中仍有不平。1990年代，张学良解禁后，有人安排他与陈
诚之子陈履安见面，但陈不见，陈或是秉父志。
西安事变发生后，身被监禁、生死未卜的蒋介石见到阔别十年的周恩来，开口就是：“
恩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 ”作为大独裁者，蒋把天下人都视为自己的部下
。
某次，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当面向蒋介石忠告：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否则人心思治，
后果将不可收拾。对东北军、西北军不能多用压力，多压可能发生激变。蒋则大发雷霆
，训斥邵力子书呆子一个，不识时务，不安内怎能攘外呢？不久便发生了“西安事变”
。邵力子十分感慨地说，“西安事变”就是压出来的，如果委员长当时能接受我的意见
，毅然改变做法，又何致发生这么大的事变呢？
杨荫榆早年留学美国，学识渊博，但性格孤僻、古怪，30年代任北平女师大校长时，因
开除激进学生而制造了“女师大学潮”。由于鲁迅等人的口诛笔伐，杨无法立足京城，
返回家乡苏州中学任教。其时，杨已年近花甲。1937芦沟事变后，苏州中学被迫停课，
杨荫榆赋闲在家。1938年早春的一个清晨，杨买菜途中目击自己的女学生被日本宪兵轮
奸并残忍杀害，悲愤难平，连夜写了一份书面抗议，于翌日清晨闯进日本驻苏州领事馆
，要求日本人惩办杀人凶手。
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中忆及杨荫榆之死：“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
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
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
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
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了枪，另一个就
把她抛入河里……”
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
时髦不能跟”。这句话后来被李敖盗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