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说新语——大师们的往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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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7-2 8:24:00 | By: 玉树临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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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发表演讲，主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讲到最后，结论却是：小说和
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答：《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1955年，林徽因去世，金岳霖异常痛苦。在林徽因的葬礼上，金岳霖和一个朋友送上一
副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四月天”来自林徽因一首诗中的名
句：“你是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去世后，有一年，金岳霖要在北京饭店请客，邀请许多老朋友参加。朋友们接到
通知，都不知老金为何要请客。到了之后，宾主入座，金岳霖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
生日。”
冯友兰给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下的评语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
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
蒋廷黻晚年，故交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
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反问道：“济之，现在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
知道张骞的人多？”
北平陷落后，某日，陈垣和几个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主楼看书画展，偶然凭栏，望见日军
趾高气扬地走过。陈沉默不语，片刻，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
毕，热泪盈眶。
陈垣校阅整理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经卷，于1930年编成《敦煌劫余录》，直斥斯坦因、
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敦煌遗书遗物的掠夺。时人以为“劫余”说法太过刺激，劝
他改名，他正色答曰：“作‘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叶企孙是哈佛大学博士，归国后，他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并长期掌舵。他当
年延聘的教师熊庆来、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吴有训等，物理系学生王淦昌、赵九
章、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周光召等，理学院其他系学生陈省身、华罗庚
、袁翰青等，不下六七十人，几乎都成为国内外科技界的精英和科学院院士。清华教授
曾昭奋赞叹此为“神话般的成绩”。
在耶鲁时，李赋宁曾和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同学王佐良、许国璋，以及留学美国芝加哥
大学的周珏良通信，相约共同回国执教，“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
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有人赞叹曰：“这就是绝配！”
1981年，蒋天枢编辑校订的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出版，并附录出版了他编撰的《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收，他认为，“
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
张元济当年应朋友之邀，为英国化妆品HazelineSnow翻译中文名称，译为“夏士莲雪花
膏”，可谓“信、达、雅”，沿用至今。
1948年，王芸生应毛泽东之邀赴解放区，行前，他专门找来《解放日报》，翻看了王实
味的《野百合花》一文。看后感慨说：“这就要挨枪子儿啊，那我过去岂不是要挨800个
枪子儿？”
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期间，他曾两次约见王
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当场为《大公报》题词：
为人民服务。
罗念生几乎翻译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全部传世
作品，每晚，老人伏案的身影映在窗户上，引起孩子们的好奇。有一次，他们联合起来
，向里面大声齐呼“书呆子，书呆子”，老人才离开书桌，笑着向孩子们招手。老人耳
背，怕有人敲门自己听不见，于是在门上贴了张纸条：“有事请敲窗户。”
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年近百岁，仍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某日，胡愈之来访
，交谈中马相伯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胡愈之听后，感慨唏嘘，无以为言。
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
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书题：“惟公马首是瞻”。
1950年6月，曹聚仁赴港之前一个月，艾思奇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说中说：“一块砖砌到
墙头里去，那就推不动了，落在墙边，不砌进去的话，那就被一脚踢开了！”曹聚仁读
后，感触很深，他写道：“……像我这样离开了齿轮的地位，到自由主义的圈子中来，
对于我以后的命运，关系是很大的。我也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依依不忍去，然而我终
于成行了，这也是我心理上的矛盾。”
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曾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
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
来的灾祸。”
曾昭抡192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于北大。曾怪癖很多，某次，有人
看到他站在沙滩红楼前，对着一根电线杆子有说有笑地谈论化学问题，让过往行人不胜
骇然；还有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
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
，见他到了晚上还不走，觉得奇怪极了。
1950年9月，张伯苓回到故乡，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
冷淡。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
，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席位。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
居室，神情颓丧，叹息不已。
王瑶颇慕魏晋风度，他的毕业论文做的是《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曾为《清华纪
念刊》写过一篇“自我介绍”，在朋友、弟子圈中传诵一时：“……迩来垂垂老矣，华
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
’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杨晦曾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领导者之一，但他对此“光荣历史”始终沉默着
。他的一个学生黄修己说：“只凭他是‘五四’运动中带头跳进赵家楼的健将，而又绝
口不提当年勇，就够我们佩服一辈子了。”从1950年直到“文革”，作为北大中文系历
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杨晦留给中文系的还有一句流传广泛，并影响深刻的“名
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日本既已
投降，共产党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共产党现在更应该
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
倒优势的胜利。可惜胡博士一直都没有得到回音。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的正式签字在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号”上举行。当时，美
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国际社和中国中央通讯社的记者们都摩拳擦掌，不幸的是现场
只有一部通讯用无线电台。一番争吵后，大家商定抽签决定。结果，中国中央通讯社的
曾安波最幸运，他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一位今年已八十岁的亲历者回忆当年抗战胜利时的情景说：“胜利日的那天下午，我们
在做工，发现身边的监工总是窃窃私语，不久就集合开会去了，接着厂里的机器就陆续
停了。门口军营守卫的日本兵不见了，然后就听到楼外卖报纸的小孩喊：‘号外！号外
！日本宣布投降！’我们当时真的不敢相信。觉得肯定是小孩把戏。可又想这玩笑也开
得太大了不是，于是就有个人说要下去买报纸，当他拿着报纸上来时是哭着走上楼的。
他磕磕巴巴的念给大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厂子里一下子变得特
别安静，我根本没缓过神来。好像时间停止了几秒钟，但瞬间就像炸了锅似的热闹起来
。年轻人把手里头的工具都给扔了，蹦了起来，压抑太久，蹦的那个高啊……”
1945年8月27日，冷欣中将率部乘美军军机抵达南京，成为战后最早进入南京的中国将领
。当飞机到南京上空盘旋下降时，俯瞰南京城，河山虽然依旧，却是满目疮痍。又联想
到总理陵墓，“别八年矣，不知尚完好否？”
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军政部长的陈绍宽被夺去官职，回到故乡。1949年福州解放前
，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曾两次奉蒋介石之命请求陈去台湾。第一次被拒绝后，第二次
朱绍良携带蒋介石邀陈赴台“共襄国是”的函件，再度劝驾，于是陈绍宽对朱绍良说：
“蒋委员长如一定要我飞往台湾，我决在飞机上跳下！”朱见不能勉强，遂悻悻而归。
1945年胜利的最初日子里，沦陷区的人民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
央来了更遭殃。”因为接收大员们似乎只关心“五子登科”——条子、车子、房子、日
本女子和票子。
代总统李宗人并无军政实权，他上台后下的第一道命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就行不通。
他不仅指挥不了京沪线上的汤恩伯，就连广州行政院院长孙科也听命于正在溪口的下野
总统蒋介石。因此当时的国共和谈也只能是白谈而已。
当年的桂系人物，李宗仁为首，白崇禧辅之。李之于白，辅车相依，基本上是一个鼻孔
出气。当年重庆曾流传一灯谜：“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
，是二人仍是一人。”谜底便是“李白”。李者李宗仁，白者白崇禧。
1945年在重庆的一次聚会上，郭沫若经人介绍认识了廖冰兄。廖冰兄告诉他，因为其妹
叫廖冰，所以他叫廖冰兄。郭沫若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哦，我知道了，那邵力子
的父亲一定是邵力，郁达夫的妻子就是郁达了！”
张政烺博闻强记，有“小王国维”之称。从1946年开始，张先生受聘到北京大学历史系
，讲授古代史。张走进教室，登上讲台，往下巡视了一眼，整整三分钟没有出声，脸和
脖子憋得通红。正在学生们为他着急的时候，张开口了，用他的山东腔说：“兄弟俺不
会教书。”台下哄然。由于张的知识太丰富，又对学生毫无保留，以至一个学期的古代
史，到学期结束，上古三代还没讲完。
国共重庆谈判时，《大公报》的著名女记者彭子冈记述毛泽东：“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
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走进张治中公馆，“毛先生宽
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
，显然对他很陌生”。1957年反右时，彭子冈被打成“右派分子”，理由是她把“大无
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写成了土包子。
1945年11月，毛泽东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沁园春?雪》。过了一个星期，王芸生
给傅斯年写信，把毛的这首词抄给他，让他看看“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12月26日，
毛泽东生日当天，上海和重庆《大公报》同时发表王芸生影射“秦皇汉武”和“唐宗宋
祖”的文章，遭郭沫若猛烈抨击。后来王芸生被重重地算了一笔旧帐。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
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队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
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46年，国共鲁南战役中，薛岳指挥失利，丢了两个师。于是蒋介石派总参谋长陈诚坐
镇徐州督战，但陈诚的表现比薛岳还要差。蒋介石面子上过不去，就撤了薛岳的职，改
易顾祝同统一指挥。粟裕在得知薛岳被撤职的消息后，欣喜道：“薛岳用兵尚称机敏果
断，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败将，以庸才代替干才，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上的更迭
，正象征着国民党的日暮途穷，最后必然会走向崩溃。”
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欲请身在美国的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
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
1946年，蒋介石欲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傅回信婉拒，并说自己只是一愚戆书生，“
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并表示“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
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曹辛之有一个笔名叫杭约赫，看似有点洋味，实际上正好相反。他在《世界上有多少人
在呼唤我的名字》一诗中交代，这个笔名是长江船夫号子的谐音，在江边、山上、野外
都可听见。
1946年7月，上海各家舞厅举行全市舞女救济苏北难胞义卖活动，口号是：“义舞！义卖
！今晚多跳一支舞，可以多救一条命”；上海浴室业很快也如法炮制，打出了“多洗一
次澡，多救一条命”的口号。
刘文采在家乡建学校征地，用两亩地换农民一亩地，用两间房换人家一间房。某位农民
在学校地址上有10亩地，刘家此时最小的田契都是40亩，最后干脆用40亩换了人家10亩
。那家人本来10亩地，是中农，没想到得了40亩，后来土改时被打成地主。
1946年10月，马歇尔向蒋指出：“当共产党人放弃城市时，他们并未损失军队，既然他
们拒绝固守和战斗，那么显然他们不想损失军队。由于他们保存了主要力量，就能够在
军事上给你制造无穷无尽的麻烦。”蒋不以为然，他的计划是：摧毁共军应在8到10个月
之内就可完成。
一位评论家指出，胡宗南在1947年初离开晋南进攻延安，只不过是拿山西的30个较为富
庶的县去换陕西的45个穷困县。
1947年，战局日趋明朗，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冯友兰正好在美国，于是有些朋友劝他在
美国长期住下去。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
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
交通断绝。”
二战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个中央政府，黄金美钞，飞机大
炮，史所未有。美国的魏德迈将军说，国民党如还剩下几把扫帚柄，也可把长江堵住，
为什么汤恩伯的四十万大军竟连几把扫帚柄也不如？“岂不怪哉”！
战事迫近，蒋介石曾亲自登门劝解张伯苓去台湾，但张只是低头不语。张夫人便对蒋说
：“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蒋见
劝解无效，起身告辞。张伯苓送至门外，又站了好半响，两人仍是相对无言，蒋上汽车
时，因心慌意乱，竟一头撞在了车门框上。
解放前夕，于右任被蒋介石挟持到了台湾，于右任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写诗、为老友写墓
志、墓表上。他日夜思念大陆，并写下了悲歌《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948年12月12日，火线已经接近清华园，甚至可以清晰地听见炮声、机枪声。浦江清拖
家带口、携着铺盖搬进了建筑坚固的图书馆地下室。“这是清华园最紧张的一夜”，就
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孜孜不倦地为亡友朱自清编全集，一如当年朱自清为亡友闻一
多编全集一样。
1949年1月29日，南京派飞机接取大学教授，各校均列了一个名单的，北大的名单是傅斯
年等所拟。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使要离平者登记。结果是名单上有
的，不想南行，有些讲师助教们本来有家在南方因故要南行的，抢得此机会。飞机到了
南京，若干文化要人到场去接，以为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毅然飞回了，竟大失所望，
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据说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上了飞机。
杨绛回忆道，40年代他们曾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钱溺爱之。为防备自己的猫与
别的猫打架吃亏，钱钟书特备长竿一根，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
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当时和钱家的猫争风打架的
情敌之一是邻居林徽因的宝贝猫，杨绛常常怕钱钟书打猫而伤了两家和气。
1946年，钱钟书《围城》初版序言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
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督促，替我挡了很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杨绛回忆写作过程，则说：“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的反
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合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
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1947年，四川大学开始招生。一留洋博士讲授康德哲学，很多学生听不懂。考试时，一
学生自打零分，并留言道：“老师，您课讲的很好，无奈学生资质太差，因此答不上一
道题目，望老师顾全学生面子不要打上零分，让学生自打零分吧。”老师拿到卷子，看
他的0字画得很好，且留言富有逻辑，于是添上了6字改成60分。
1947年3月17日，国民政府军统局创始人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于江苏江宁板桥镇之岱山。
此公生前著有《政治情报学》一书。
金岳霖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鸡，是云南斗鸡。
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岳霖一个桌子上吃饭。他还到处搜集大梨、大石榴，和别
的教师的小孩子比大小，输了就把梨和石榴送给小朋友，自己再去买，并乐此不疲。
金岳霖常年戴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学期上课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眼睛有毛
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不尊重，请原谅。”眼睛有什么毛病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
金先生上课有时提问，不能记住学生名字，就宣布：“今天请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
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都很兴奋。
殷海光在西南联大时，受到金岳霖的赏识，这对他一生的思想具有决定作用：“他不仅
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
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
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
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张荫麟毕业于“留美预科”之清华，在美国学哲学，归国即为名校教授，正所谓“清华
学派”中人；派中大佬对鲁迅这种“匪徒”、“文丐”似无好感，张却要作一篇《〈南
腔北调集〉颂》，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张荫麟论政，服膺“费
边式的社会主义”（其友哲学家贺麟语），偏于改良、渐进；丁玲其时以左倾激进闻名
，民国四十四年，误传丁被捕杀，张当即作文痛悼：“世有欲借口舌笔墨之力以感格凶
顽、转移运会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
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在贵州遵义病逝。吴晗有感于亡友身后寂寞，曾说，即算荫麟
不死，“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
而已”。这话真像谶语。
1948年国民政府高官学历之高，以下可见一斑：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
博士；行政院长翁文灏——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外交部长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
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驻美大使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柏林
大学博士；司法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
；社会部长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卫生部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粮食部长关
吉玉——柏林大学博士；考试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
；司法部长王庞惠——耶鲁大学博士；立法院长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最高法院
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上海市长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法国18世纪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牙科学，而在中国，20世纪初牙医依然是走江湖混饭糊
口的手工业者。1947年8月4日，第十届国际牙科医学会承认中国为其会员国之一，并邀
请了两位中国博士与会。
黄炎培给15年来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算了一笔帐：“上海有一个文化机关，15年前，得
一位热心家捐了银元55万元，约定存入8家银行，只用息，不动本，规规矩矩地照办。一
会儿法币政策实行了，合成法币55万元。上海陷敌了，法币2对伪币1，合成伪币25万元
。胜利了，伪币200对法币1，合成法币1250百50元。金圆券颁行了，法币300万对金圆券
1，合成金圆券4毫1丝；金圆2对银元1，合成银元2毫零5息。15年间，绕了一个大圈子，
50万元几乎等于零，闹了一个大笑话。”
1948年7月7日“复兴节”，白崇禧在武汉召集军官训话：“我们北伐时是民权主义革命
，抗日战争时是民族主义革命，现在应该是民生主义革命。目前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
俄国是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孔、宋手里，弄得国民生活痛苦不堪
，究竟是哪一种经济制度，我是莫名其妙的。”
1948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宣布:全国以汉奸罪被起诉的共30828人，
其中死刑369人，包括陈公博、褚民谊、王揖唐、齐燮元、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梁
鸿志、丁默村和川岛芳子等人。
1946年秋天，中大复员南京。一天深夜，警察从贡院街妓院抓到一位学生送回中大。校
长吴有训找来谈话，训导一番之后，提笔写了“德之贼也”四个字相赠，并将其开除。
1948年，费穆导演的影片《小城之春》在上海公映，并没有激起多少波澜。两年多后，
年仅45的费穆先生就离开了人世。世纪末的时候，它却被誉为“中国电影界一致公认的
经典性作品”；香港电影评论界将其推选为“有史以来中国最佳电影”，“百年来中国
十大经典电影的第一部”。
1947年春，在巴黎的卫立煌收到蒋介石催其回国的急电。卫知道回国后就要参加内战，
便设法通过留法左派学生领袖汪德昭向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为了尽快结
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
望绝对保守秘密。”卫当年曾因“围剿”红军时首先率部进入苏区中心金寨有功，得到
褒奖，蒋介石专门将金寨及其周边地区划为一县，命名为“立煌县”。
1947年盛夏，冯友兰访学纽约。席间有人向他提及，有学生用 “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
文化界的影响” 做硕士论文题目。冯氏听了，急不可待，口吃地以极纯极浓的河南腔说
：“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很好，因为过了1927年，他也就……就……就
没得影响啦。”
钱端升是胡适的学生，读书时成绩甚好，但二人政治观念不同。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
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还很关心钱端升：“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
、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毛泽东曾指控梁漱溟“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实证明，梁“不问政
治”确是假的，不过他“不想做官”却是真的，终其一生，梁都只是一个“虽千万人，
吾往矣”的读书人。
殷海光说，一个人不能既讲革命又讲传统，如果那样，就是一只脚向左，一只脚向右。
中国人谈革命总带有很浓的打倒主义意味，“在这方面毛泽东考第一。”
傅斯年虽然与国民党有很多渊源，但他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傅与蒋介石有私交，
蒋曾写信给傅斯年，希望傅斯年帮忙请胡适入阁从政，而傅斯年却在写给老师胡适的信
中说：蒋介石想借重你胡适先生的权威，大粪堆上插朵花，来给国民党美化天下而已。
“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
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陈垣潜心治史，成就斐然，在史学界与陈寅恪并称“南北二陈”。相当一段时期，他不
问政治，与历史无关的书籍，摒不寓目。1948年冬，北平被围时，陈有意读了许多新书
，“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促使他思想大变的书中有一本
是斯诺的《西行漫记》。他曾盛赞此书。蒋介石曾派专机要接一批著名学者去台湾，其
中就有陈垣，但陈留下不走。他还给胡适写公开信，劝其回大陆。胡看后笑笑，说那不
是陈垣写的，理由是“陈垣不会写白话文”。
启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中说，抗战胜利后因有人推荐他去北平当局任职，他
拿不定主意，就去征询老师陈垣意见，援庵先生说：“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
，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
陈寅恪也随国民党的“抢救学人”行动离开北平，但他的离开似乎并没有多少政治上的
意味，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据陈自述，离开北平，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
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国学大师钱宾四先生在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后，对弟子们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
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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